林語堂的譯本基本上是目標語導向(target language oriented)，是以西方世界的一般英文讀者為首要對象，並不是針對學院中的學者或菁英讀者。他於1942 年時就將《老子》全書和《莊子》三十三章中的十一章譯為英文，收錄於The Wisdom of India and China《中國和印度的聰明》一書中。而在1948 年為美國藍燈書屋(Random House)撰寫The Wisdom of Laotse 《老子的智慧》一書時，他將《老子》中的八十一章辨別為七卷並加上題目，也利用《莊子》的章句來註釋《老子》，並以《莊子‧天下》作為全書的緒論，方便西方讀者領會老莊其時所處的時期背景。別的，他還新譯《莊子》部分章句和修訂一些《老子》之前的譯文，例如舊譯以love 譯「仁」、以virtue 譯「德」，新譯則分改為humanity 和character。
林語堂對於翻譯發表過很多文章，此中最有系統而完全表達其翻譯觀念的為〈論翻譯〉(1967)一文翻譯他指出翻譯是一種藝術(translation as a fine art)，而翻譯藝術所需具有的條件包括(1)譯者對於原文文字及內容的透辟認識，(2)具有相當國文水平來寫清順暢達的中文，(3)譯事上的練習翻譯這些概念以今日的眼光來看仿佛較為素樸，並未說起跨文化溝通所需的技術，也沒有計議到本計畫擬處置的中譯英問題翻譯接著林語堂談到翻譯的標準為「忠實、通順、美」，這其實是承繼嚴復「譯事三難」所做的批改。嚴復在其所譯《天演論》一書中〈譯例言〉提出「譯事三難：信、達、雅」，爾後翻譯界將此奉為翻譯的圭臬。一般認為「信」是指切確完全地傳達原文的內容和風格；「達」是指文字表達的通順暢達、邏輯清楚，使人易解；「雅」則是正視詞采的修飾。但跟著時代的演進，傳統「信、達、雅」的翻譯標準也有侷限不足之處。而林語堂就把「信」改稱為「忠厚」，指譯者對於原文作者該負的責任，需「忠厚於原文，不負著者的才情與意圖」；「達」改稱為「通順」，是譯者對於譯文讀者該負的責任，且「與平常作文之通順問題無甚差別」；而「雅」因無法充裕申明藝術詩文戲曲的翻譯特點，林語堂就把「雅」代換為概念更大的「美」，這是譯者對於藝術該負的責任，應「以原文的氣概與內容並重」。
至於翻譯的方式，林語堂認為傳統直譯與意譯之分的名稱不妥，另提出字譯與句譯之別翻譯字譯是「以字解字及以字譯字的方法」，林語堂感覺是無需要且不行能之事；句譯則視「一句中的字義是相互聯貫相互連系而成一新總意義，…..然後依此總意義據本國語言之語法習慣表示出來」，這才是可取的方式翻譯只是筆者感覺字譯和句譯是以說話單元作為分類，沒法取代直譯和意譯的區分，也可能會疏於考量翻譯段落的跟尾與篇章的一向性。幸而林語堂更進一層，要求譯者不但要「達意」，更須以「逼真」為目標，使讀者「有動於中」，如此則「忠實於原文之神氣與弦外之音」，也解消了字譯與句譯二分侷限的疑慮翻譯最後林語堂也很務實地透露表現「絕對忠厚之不成能」，因為文字兼有聲音、意義、精力、文氣、文體形式各類的美感，譯者不可能同時譯出，只能求得相對的忠厚。林語堂在〈論翻譯〉一文結語時還引述義大利文藝評述家Croce 所說翻譯即創作(not reproduction, but production)，這也代表林語堂的翻譯概念，那就是翻譯與創作是分不開的。
廖柏森
林語堂在書中並未提到他翻譯《老子》時所根據的版本，不過照推斷，1973 年之前多以王弼的注本傳播最廣、影響最大。筆者再以林語堂女婿拂曉(林太乙的師長教師)所編校、正中書局印行的《老子的智慧》中英對比版與王弼本《老子》比對，可確認林語堂是依王本而譯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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