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ug 20 Mon 2018 07:20
翻譯的標準(七)
廖 柏 森
是以Vermeer主張以譯作的目標來決議翻譯的方式,以到達譯文所要求的功能。譯者在動筆之前就要先了解翻譯的目標為何?譯文的功能有哪些? 翻譯時才會有遵循的根據,而翻譯的標準就是看能否到達譯文所設定的功能而定。別的,Vermeer強調在實務工作上,譯者與委託翻譯者(commissioner, 如翻譯公司或客戶)應事前協議翻譯的目標和交稿期限、稿費等事項。並且譯者身為翻譯的專家,應當為委託者評估建議翻譯目標的可行性,若是翻譯的目標有問題或達不到,譯者也應先向委託者說明或修改其目標。最後兩邊協議成績需載明在翻譯委託書(commission)上,如此一來,譯者才有具體的指引以完成翻譯任務,到達翻譯標準翻譯
為彌補Reiss過於正視原文文本類型來決意翻譯方式和標準的限制,Reiss的學生Vermeer進一步提出翻譯目標論(skopos theory , skopos源自於希臘文,意指「目的」),將核心轉向至譯文的目標上翻譯Vermeer認為翻譯是種溝通性的說話和非說話符號的轉移行為(action),而既然翻譯是種行為,就必須具有意圖(intention)和目標(purpose),並在某個文化的特定情境下(situation)進行。但由於原文是基於原文的文化和讀者而寫,而譯文是要面向譯文的文化和讀者而譯,遭到兩種語言的差別和文化的制約,譯文弗成能和原文在各方面都連結一致,必然會有所更動,至於要若何變更或保留,就要視翻譯的目標是什麼而定。
Munday 認為目標論有個特點,就是「憑據譯文目標和譯者所接受的委託,統一原文可能產出不同的譯文 」(the possibility of the same text being translated in different ways according to the purpose of the TT and the commission which is given to the translator)。此種觀點在某種水平上就減弱了傳統對原文忠厚的翻譯標準,晉升了翻譯目的及其功能的地位。以嚴復翻譯《天演論》等書為例,他常常對原文進行大量增刪改動,並常以按語表達自己的設法主意,甚至把原文的第一人稱改成第三人稱,致使作者「赫胥黎成了被論述的對象翻譯譯者站在更高的全能的立場上,介紹、修正和評述赫胥黎」(趙稀方,2012)。嚴復的譯文可說是談不上忠厚的標準,可是從目的論的標準來看,他的譯文已達到本來設定啟蒙民氣思想、影響社會國家的方針,也因此而名留譯史。不外目的論也其實不破除要對原文忠厚的標準,只反對把忠厚視為唯一的最高標準,若是一入手下手譯文的目的是設定為忠厚於原文,譯者固然就要遵守此標準來翻譯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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